记者：你到贵大主导了一个章程，即学生可以“弹劾”校领导，你是否被弹劾过？
郑强：没有。只要是好校长、好院长，学生们是会拥护你的。这个章程已经实施一年，到今天为止，没任何校领导被弹劾过。
记者：可这项制度有个附加条件，即学生的建议要经过老师附议，这给人的感觉是表面文章。
郑强：这已经超越西方了，西方任何大学只规定教师有权力监督校领导，从来没有赋予学生这个权力，我们这个已经进步了，更何况还写进了章程。
记者：你在多个场合提到过大学行政化话题。
郑强：中国越是好大学，行政的权力就越有限，越是学术氛围好的大学，教授的权力才是最大。大学有没有行政化？有。社会和政府部门看待、管理大学，用的是行政化手段，这才是最严重的。比如说办学自主权，他在机关里规定设立几个处，把学院也当处，副院长设几个它都严格规定。开个教育工作会，坐位子把我排在厅局后面，省委书记曾经就发了火，说开教育工作的会，大学校长郑强跑哪儿去了？角落里去了。
记者：作为校长，你怎么和书记搞好关系？
郑强：我拥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认为，你何尝不可以将他看成董事长，我是总经理呢？有一个人来帮你，大家齐心的话，何乐而不为？合作得好不好，取决于党委的政治气氛和民主气氛，还有党委书记和校长的配合、团结。我觉得，我是可以和书记很好共事的，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3
爱国知识分子
以为自己能站起来
实际上文化精神没站起来
记者：你在很多演讲中用了“汉奸”这个词。
郑强：说了没用，我痛恨的是吃了人民的奶，喝了祖国的水，不爱自己的国家的人，说汉奸太直接了。
记者：我们崇洋媚外思想是否依然严重？
郑强：严重，相当严重。中国满街跑进口车，中国那么多房地产，全是外国名字。不要以为物质的富庶能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发展，有钱没教育，这个国家会衰败。很多家长，只要一提到孩子在美国就觉得无上荣耀，孩子在美国干什么他不说。中国人从鸦片战争被打趴了以后，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站起来，这些年我们有了钱，以为自己能站起来，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精神没站起来。我们去外国去抢奶粉，人家能认为我们站起来了吗？
记者：你在日本留过学，也常拿日本比较，如何看待日本？
郑强：绝对不赞成日本否认侵略，永远反对军国主义，而且日本人必须为他们曾经侵略亚洲国家道歉，这是我基本的态度。但是，我从日本身上，明白应该怎样教育我国的青年。中国需要学习日本，是从东方文化来讲的，日本人的责任心、道德、对故土的热爱，都值得我们学习。日本这个岛，挖一万锄头都挖不出一铲煤炭，怎么就建设成了这个样子？
记者：谈谈你所理解的中国人诺贝尔奖情结。
郑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夯实，即使冒出个把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代表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已经现代化或者世界一流了，只有做好了青年和学生的全民教育，产生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我最反思的是，如果她遵循现在的教育，从小每天6点就起床，5岁弹钢琴，6岁学英语，再进舞蹈班，到了高中每天奥数竞赛，她是否还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孩子，野性和天性都被磨灭了。
4
郑强下蛋理论
快下蛋的时候
我们的母鸡全跑了
记者：谈谈你的下蛋理论。
郑强：我先从美国说，美国才不跟你拼什么中小学幼儿园，但人家把大学办好了，中国和世界的小孩最后不都跑它那儿去了吗？青年一代全被收买了，笼络了。我遇到的一件痛苦的事，就是我们穷地方，想养点母鸡，下个蛋，换点小钱。结果我们母鸡快下蛋的时候，全跑到别人家去了，这就是郑强的下蛋理论。
记者：你说你挽救了一些青年？
郑强：当然挽救了。想退学，想跳楼，对人生失去信心，迷茫的，无论是听了我的报告的，还是亲自找上门来的，都很多。他们希望郑老师点拨，说他遇到挫折了，专业东西没得到满足了。这个时候我就和他们讲，科学的海洋很浩瀚，人生的道路不是一开始就想好的，是走一步探索一步才知道，只有熬几个夜，做实验失败几次，才知道爱不爱他的专业，郑强就是这样的。
记者：你在日常说话和演讲时都手舞足蹈?
郑强：我儒雅得很。当老师，是一个职业，一定要在讲台上，以饱满的激情、充满活力的眼神、高亢明亮的语言，才能够让听众受益。如果你看《长征》、《辛亥革命》这些片，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手舞足蹈的，鲁迅也是这样手舞足蹈的。不能把激情、热情、感情当成不稳重。中国社会普遍接受低调，因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这是不对的，不改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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