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示训令来头，希望胡适能就此住口，但胡适一点也不领情：“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分歧，故将原件退还。”
国民政府没有对胡适进行人身限制，但采取了扼杀胡适言论的方式来终结对胡适的批判。1930年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上海市党部，查封《新月》杂志第六、第七期;5月初，又查禁了《人权论集》。而胡适也知道这次被批直接影响到了他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懂事会的董事职务，他认为在上海无法再待下去了，因而于2月8日发布公告，辞去中国公学的校长职务，准备出洋讲学去。
胡适出洋最终并未成行。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的胡适，过了一段轻松快活的日子，这段日子里胡适以写文章为主。国民党对胡适的批判也日趋软化。1930年4月，南京国民党党部在招待全国教育会议全体会员时，吴稚晖、杨杏佛对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观点进行了批驳，但随后杨杏佛又去信给胡适，说是报纸断章取义。11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依据道听途说的消息，批判胡适居心险恶，行为卑劣，目无中国。胡适坚决予以反击，两次去信要求胡汉民提供消息的来源。除此之外，报纸上还零星出现一些批判胡适的文章，但这已不是国民党的喉舌人物，都是一些投机者所为了。11月底，胡适举家迁回北平，回到了北京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同情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通过他自己主持创办的《独立评论》重新拉近了与国民党的关系。1931年10月，胡适到南京拜见蒋介石。此后，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逐渐融洽，这种关系发展的最高峰就是1938年9月胡适接受了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职务。至此，胡适这个批判国民党和遭受国民党批判的人，与国民党握手言和，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