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后，张雯接到测试者打来电话，把她高兴坏了，“思思找的东西里出现了船、莲花、蜡烛等，船代表的是方向，蜡烛是能发光的东西，测试单位也很高兴，终于有一点亮光了!”那时，思思再见到张雯，主动提出要跟她学英语，还说以后想当警察，想当医生，这些变化给了她莫大欣慰。
也大约是在那段时间，一天南都记者突然接到思思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告诉记者，她很喜欢现在的学校，老师们对她很好，她要努力“做一个好人”。
但那通电话她的主要目的是：她的手机没钱了，让记者帮她充点话费。此后每隔一段时间，记者就会收到思思电话或短信表达的类似请求，而后来得知，许多采访或帮助过她的熟人都帮她充过话费。
在之前的报道中曾经提到，思思是一个语言多变、性情反复、单纯却混乱的女孩。通过接手后对她进行的智力测试，张雯等工作人员也发现“她的智商还是有一点点的问题”。
但更多时候，她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孩子。熟通电脑，能玩转手机里的各种游戏，好强，喜欢运动，有时表现出强烈的上进心。在社工的感化教育之后，“她真的是痛哭流涕，内心觉得自己脏，必须把自己洗干净”—张雯认为，正是在她的父母来到北京之后，孩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亲情缺失是独自来京的思思很快遇到的问题，而社工救助的一个理论认为，要帮助孩子，也必须要帮助她的家庭。2013年夏末，思思的父母到了北京，基金会为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李春生被安排在学校当保安，包吃，月薪2000元，王小英则在家专门带小翠儿。
平时住在学校宿舍的思思，每到周末则回家和爸妈一起住。“她爸妈来了之后，矛盾很多，孩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子。”张雯认为对父母的帮扶虽然必要，但客观上又将孩子拉回到原来所熟悉的环境。
2014年5月的一天，思思突然失踪了。
父母、学校老师、基金会工作人员到处寻找。正当众人焦虑万分时，思思回来了。
面对家人的追问，思思称自己被一个40多岁的司机性侵。基金会报警后，警方从调取的监控录像中发现，思思跟一个男子进了一家酒店，“但样子高高兴兴，像是自觉自愿，警察也感觉她在骗人。”张雯说，监控录像还显示，思思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思思后来承认，那是对方给她买的礼物，还给了100块钱。“那个男的吓坏了，被关了好像又放出来了，这事后来也不了了之。”
暴躁的李春生动手打了思思。但没想一个月后，危情再次重演。
约会风波·父亲烫伤·母女消失
2014年6月7日，在李春生的回忆中是一个痛苦的下雨天。
这天周六，思思本应在家，但一早就不见了踪影。上午李春生接到报信：思思准备跟一个男人出去约会。
消息是思思一个同学的妈妈匆匆跑来通知的。同学从她的Q Q聊天中获知，一个男人将开车来学校接她出去玩。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