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工业化初期，较高的储蓄率无疑为政府的高投资率提供了保障，从而发挥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但在经济转型阶段，尤其是在当前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调整经济结构双重挑战的背景下，高储蓄率导致国内消费动力不足，从而不能消化产能，促进产业升级，保障企业利润的实现，不能不说，已成了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掣肘。
应该承认，老百姓“被储蓄”，政府是有责任的。一方面，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意愿也很强，从而拉高了国民储蓄率;另一方面，在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长、超收的背景下，民生投入则大大不足，由此加大了老百姓在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此外，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拉大了居民收入的差距，制约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投资渠道的严重匮乏，使得老百姓明知会缩水也只能将钱存入银行。
观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决定了观念更新的艰巨性。降低储蓄率，逐步实现从“全民储蓄”向“消费社会”的转变，不仅要求国民尽快改变原有的理财习惯，各级政府更应加快更新观念，努力创造“消费社会”所应有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和消费环境。比如，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和其他公共产品的投入，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优化消费金融环境，提高信贷消费的便利性和消费意愿，拓宽投资渠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全力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学者提出，我国消费金融太不发达，在当前情形下，国人可能要攒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如果消费金融高度发达，就能用信贷的方式来完成住房消费，这也可以大大降低储蓄率。
储蓄跟文化传统大有关系，国人有节俭的习惯，而这也确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美德。所以，我国要降低储蓄率，不能以西方国家为参照标准，而要设法在适度调整中找寻到适合我国国情的标准，以全面优化总需求结构。为此，政府需要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失业救济等一系列的保障上下更大的功夫，以最大限度降低国人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笔者以为，这或许是经济结构调整中一项更为重大的任务。
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是真的吗？
如果谁能说清楚中国人的收入，应该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远了。北京三环以内的房价远远高于东京山手线以内的房价。山手线是绕东京内城的轻轨，能够在山手线内拥有一套不大的公寓一直是工薪阶层的梦想，因为生活方便，去单位上班也近。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东京的房价也渐渐回归合理。
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毫无理由地超过了东京，直逼纽约。我们应该问一问：中国一线城市的居民收入赶上了东京和纽约吗？房价应该是由居民的基本收入支撑的，如果中国人的基本收入无法解释房价居高不下，那高房价就很难说是合理的。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人每月到底拿多少钱工资？
在北京遇到一个处级干部，刚见面就告诉我说：我的孩子在纽约的某大学留学。我真的很惊讶，不过没好意思问“你每个月拿多少工资？”据我所知，北京的一个处级干部的月工资一般不到1万人民币吧，满打满算年薪2万美元(12万人民币)，夫妻两的工资加起来4万美元(24万人民币)，根本不足以供一个孩子在美国纽约的大学读书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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