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拐27年后的重逢，一年有多少儿童被拐卖？

 

 

　　贵州一名女子在17岁那年被人拐卖到河南做人妻，转眼27年，昨日终于找回亲人回到家中，但可惜父亲已经离世，今生无缘再父女相见。2015年10月16日，贵阳市云岩区黔灵镇小关村66岁的村民王友兰家“喜从天降”，被拐27年的女儿张国丽在贵州都市报记者的帮助下辗转找回了家。图为妈妈和妹妹带著张国丽回家。今年44岁的贵州女子张国丽在17岁时被人贩子拐卖到河南商丘，嫁人后生下两个儿子。随著年月过去，张国丽想要寻找亲人的心情越来越急切。但脑海中对家乡的记忆却越来越模糊，她只知道父母、弟弟妹妹的名字，以及老家在贵阳市小关村。

 

　　27年前，张国丽还是一名少不经事的初中女生。记忆中，她分明记得自己家在贵阳市小关一带，她小学读的宅吉小学，初中读十七中。一天，17岁的张国丽和表姐等三名“闺蜜”被两名外省男子以“出去赚钱”为借口，带到河南省郑州，随后就分散开了。张国丽被人带到了商丘虞城县，卖给了沙集乡现在的丈夫家。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张国丽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如今大儿子已26岁，二儿子23岁。虽然丈夫及婆婆一家对她都还不错，但是，在张国丽的内心深处却一直没有忘记贵州老家的亲人，在夜里张国丽经常一遍又一遍地猜测着自己的父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过得怎么样。丈夫和婆婆不愿意张国丽回老家寻亲，担心她“一去不复返”。

 

　　“陪母亲寻找家人是为了圆她的梦，我们也很想找到外公外婆”，张国丽的大儿子刘玉杰告诉记者，兄弟两个从小就知道母亲是贵州的，如今两兄弟已经长大成人，并且都已自食其力，兄弟俩决定帮助母亲找到娘家人，他们同时也渴望认识自己的姥爷、姥姥以及舅舅、姨妈们。在父亲的默许下，10月13日，兄弟两人陪母亲从河南商丘老家乘坐火车到贵阳。从火车站打车来到小关一带，张国丽看到眼前的记忆中的“家”，一下子惊呆了：当年的石瓦房不见了，周边的邻居家、叔叔家的房子都不在了，只有黄泥土和旁边绵延的隧道。

 

　　村民们带着张国丽往村子里走去，一路大声喊着：“小国丽回来啦，赶紧通知她妈！”村子里有一户人家正在办酒席，村里多半人都在，一听小国丽回来，都围上来问这问那。一个白发老人小跑着过来，扒开人群，拉着张国丽的手喊：“你是小国丽？我的幺儿啊……”张国丽认出眼前正是自己的妈妈，一头扑进老人怀抱，喊了一声：“妈……”两人抱头痛哭。“可惜她爸爸三年前就过世了，不知道失散多年的大女儿竟然还活着，而且还回家了”。妈妈拉着张国丽的手来到堂屋，张国丽对着父亲的遗像跪倒在地，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爸爸……”

 

 

　　三年多前的一个下午，一名身穿超人服装的4岁可爱男孩坐在电视机前。刚吃完午饭的爷爷在一旁打瞌睡。一个小时后爷爷醒来，发现孙子刘思瑞(音)不见了，他立刻冲到马路上寻找，结果一无所获。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7月27日报道称，刘思瑞可能被拐卖了，类似事件在中国部分地区很常见。他的父母是近几十年来大批进城务工的人中的一员，他们是支撑中国繁荣发展的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他们在深圳打工。

 

　　报道称，刘思瑞是中国所谓的留守儿童。官方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农村有大约6100万留守儿童。

 

　　如此之多的儿童被留在老家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十分严格，农民工在他们工作的城市抚养孩子很困难。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助长了人们对男性继承人的需求，缺乏父母监护加剧了性侵、绑架和拐卖儿童的风险——尤其是农民工的子女。

 

　　报道称，在中国，贩卖儿童现象严重。据估计，中国每年有上万名儿童被拐卖，而总部设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寻子之家”估计的数字要多得多。

 

　　但大多数分析人士还把儿童被拐卖的悲剧归咎于户籍制度对打工父母造成的压力。如果不是因为严苛的户籍制度，他们可能会把孩子带在身边。

 

　　刘思瑞的父亲刘军明(音)说，由于深圳生活成本高，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他和妻子把儿子留在了老家。

 

　　过去10年中，中国加大了打击拐卖人口的力度，设立了举报拐卖的热线电话，增加了对违法者的起诉，但拐卖儿童事件仍持续发生。

 

　　报道称，许多像刘军明这样的家长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失踪的子女。来自中国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家庭议论着同样的主题。家长们聚在一起，发起网上行动，并建立了像“寻子之家”这样的志愿者组织。

 

　　主要组织者肖超华(音)说，“寻子之家”的大多数家长都是来自河南和广东的低收入工人。

 

　　过去4年，肖超华所在的组织试图寻找2700名失踪儿童。截至目前，只找到了3名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