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一斑可见全豹。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一个村庄，在农村它有一定的普遍性。综观各地报道，这样的事也屡见不鲜。
在一个女性扎堆，男人稀缺的地方，恶棍也会变成女人的“偶像”。《生活新报》曾报道了现代“西门庆”与十余少妇有染，被村民乱棒打死的事件。这位叫杜凤华的农民之所以能够对这些妇女为所欲为，是因为男人外出打工之后，该村慢慢成了“寡妇村”。留守妇女微势的力量抵不住一个恶棍的冲击，一些留守妇女将杜凤华这名始终以蹂躏她们的肉体为目的恶棍，最后却看成了精神和身体上的依靠。
我们不能完全归罪于这些留守女人的堕落，我们的社会应该反思反思，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男人伴随身边，共享天伦?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调查中发现，留守妇女隐讳地表达了她们的性压抑问题，“她们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这也导致了连锁的负面情绪。”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为此，我专门为这4700万留守妇女写了多篇文章，为她们鼓与呼。是谁让这4700万留守妇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呢?当然是城乡二元割裂的体制。所以，叫她们“体制性寡妇”。与丈夫一同去打工，孩子没人看管，怕荒废了孩子的未来和前程;在家管教孩子，伺俸公婆，又不能和丈夫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长期的性压抑，让她们烦躁而焦虑。她们就是这样艰难地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似乎还不难承受，让她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长期的性压抑。尤其对于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妇女来说，性压抑已经成了她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
当然，有4700万留守妇女的性压抑，也就有相对应的另一个数字，她们的丈夫在外打工同样有性压抑。一个在城市，一个远在故乡的乡村，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白天，他们忙着挣钱，夜晚，他们很孤独、无聊，耐不住寂寞的，就去找小姐。《中国性科学》杂志刊登了浙江省绍兴市卫生局副局长张文卫完成的国内首份农民工性报告，在他调查的800人，有15.82%的人接受过“小姐”的性服务，有24.53%的人有婚外性生活，有23.9%的外地农民工有性压抑，有了性压抑后有多达64.71%的人有不良情绪和替代行为。
“什么苦都能受，惟有相思受不了。”性压抑带来的煎熬，已经引发了另一种社会问题——离婚。有资料显示，在众多的离婚案件中，发生在外出务工或经商人员家庭的约占80%。外出务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缺乏思想沟通以及性交流，造成感情疏远，久而久之婚姻难以维持。而留守的妻子成了别人的“乡村二奶”或“乡村小姐”，已成为当今离婚的重要之因。
社会是由千千万的家庭组成，如今一个个家庭破裂、离婚，当然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所以，今天一些农民工兄弟选择留在家乡，守护老婆，守护家庭，不让自己的婆娘成为“乡村二奶”和“乡村小姐”，换来的是沿海地区又一轮的民工荒。
留守妇女的被窝大问题：
“盖不上楼回去也没意思”
7月10日晚，周能森的妻子带着11岁的儿子，坐了近17个小时的火车，到南方某市来看他。
36岁的周能森家乡在湖北麻城盐田河镇雨头山村，他已经两年多没回过家，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家乡的山道边，盖上一栋三层小楼。用他的话说，盖不上三层楼，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周能森的堂哥周强在深圳一家运输公司开货车，年初，他专门辞职回家盖起了楼房，楼房的二楼和三楼窗户都还没有安装，甚至连地板和墙壁都没有粉刷。
周能森在南方某市大岭山台升家具厂打工4年多，现在每月的工资有3000多元。他的妻子曹敏说，“其实我也想外出打工，可是家里田地多，小孩学习成绩也好，我要过来小孩就要带过来，那样房子可能就成了泡影。”夫妻俩决定，周能森做到年底就辞职回家，向亲友借点钱盖房，儿子上初中后，妻子就也出来打工，暂时结束留守生活，让两个老人和小孩留守在家乡。
死守“被窝子”
盐田河镇雨头山村是一个两千多人的小村庄，雨头山村村支书卢文和说，“村里现在一大半人出去打工了，基本都是老人、小孩和妇女留在家里。但留守家人的精神空虚却不容忽视。”透过他神秘的笑容，记者领会到他所说的精神空虚是指“性”。
曹敏是这个村的村民，她刚到南方某市，目前住在大岭山金桔，她丈夫周能森临时租了一处20平方米的出租屋，曹敏和儿子周浩暑假在家，周能森下班后一家三口可以团聚。
提到性问题，周能森说，外界过于放大了外出务工因为妻子不在身边的性压抑，他是不会因为这种压抑出轨的，但是谈到身边他人的桃色事，却又是眉飞色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