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家里的生计，吉觉阿呷也很苦恼：“我打工的地方，土豆两块多一斤!我们却只能等土豆粉厂用六七角的价格收，收不走的就只有自己吃，去年收的土豆现在还剩一大堆。”她说，“地里刨不出钱，只能出去打工，现在哪家是单靠种地挣钱的？”
不知不觉到了晚饭时间，马卡阿莎留记者吃饭。主菜毫无例外是炖土豆，没有佐料，淡然无味。也许是因为记者的到来，马卡阿莎竟端出了一盘腊猪肉和圆根酸菜。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记者说，“平时家里来客少，过彝族新年的时候杀了一口猪，腌成腊肉后只是逢年过节和家里来客时才吃。”
“不要嫌土豆不好吃，种出来也不容易!等到2月开种的时候，土硬得牛都拉不动，而且要我们四五个人一起种才行。”吉觉阿呷卷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一道清晰的伤痕：“你看，这就是上次耕地时不小心被犁划伤的。”
在没工做的日子，他们只能从工头处得到10元/天的生活费
饥饿和暴力让他们向往工厂生活，虽然只有3元/小时的工资
这些童工中有不少人最初怀着对城市的无限期望(甚至是带着他们家人的期望)离开家乡的，但事实上，从他们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开始了悲苦的生涯。
为了节约成本，在等工的日子里，工头每天只给他们10元生活费，除去房租，他们能够用来维持温饱的就只剩下5元;为了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用工的时候，工头每天强迫他们工作12到15个小时。
弱小的身板在苦苦支撑，有些童工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工头封死。利益的驱动下，工头们甚至用死亡进行威胁，告诫他们逃跑就要付出代价。
过了好几天饿得受不了了，才能吃得上一顿米饭。
现在都下午2点半了，我们一点饭也没有吃，饿死了。
我不是自愿的，被强奸了2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