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刺绣是我国的一项传统民间艺术。在古代更是女子的必会技能之一。虽然现如今电脑刺绣的出现提高了刺绣的效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导致刺绣的没落，但是刺绣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需要我们的传承和发扬。
我国古代的女子都会刺绣吗?
从养蚕栽棉到纺纱织布，从穿针引线到缝衣置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纺织和服饰是两朵豔丽夺目的奇葩，所以，与之密切相关的女红活计，它的历史应该是很悠久了。据考古发现，一万八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已经使用骨针缝缀兽皮;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不但会使用骨针，而且会使用捻线和纺轮;而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出现了麻线和绸片，丝线和丝带等原始的纺织品，这些都形成了女红及其用品的雏形。
我国三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不仅树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女子从小学习描花刺绣，纺纱织布，裁衣缝纫等女红活计，在江南一带尤为重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都以“德，言，容，工”等四个方面来衡量之，其中的“工”即为女红活计。再加上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女红在这个时期才从普遍的意义上真正广泛的流行起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刺绣成了我国古代女性的独特技能。
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女红活计，在古代的艺术作品中亦有所反映，最脍炙人口的诗赋，莫过于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千百年来被人们用来勉励自己知恩图报的绝妙好诗，同时也描述了慈母为儿子缝衣纳衫做女红的画面。同是唐代的另一位诗人秦韬玉，一首《贫女》诗，把一位擅长针黹的女红巧手贫家女的闺怨刻画的淋漓尽致，同时还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情感：“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在绘画作品中反映女红图景的，最早的可追溯到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再有河北井陉县出土的金代墓室中的粉绘《捣练图》。它们分别再现了宫廷和民间的女红场景。清代画家任薰所绘的绣花仕女扇面，则展示了一位古代千金小姐以绣房女红为消遣，养性的奢华生活。
另外，有关女红的神话传说，名人逸事亦不少。战国时期荀子的《蚕赋》和晋代干宝《搜神记》中都有蚕神马头娘的神话;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关于织女的传说;孟母用停机断织比喻废学来教育孟子的故事，被汉代的刘向编进了《列女传》中;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的事迹。
当然，自古以来的女红高手亦是层出不穷。据说三国时期的吴王赵夫人就有“三绝”绝活：可在指间以彩丝织成龙凤之锦是为“机绝”;能用针线在方帛之上绣出“五岳列国”地图是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罗丝轻幔是为“丝绝”。相传唐代永贞元年有一奇女子卢眉娘，年仅十四就能在一尺绢上绣七卷《法华经》，字仅粟粒之大，且点划分明，然品题章句，竟无遗漏。到明代，上海的顾绣出类拔萃，名扬四海，其中的刺绣高手代表人物为韩希孟。清末民初也有一位较出名的女红刺绣专家沈寿，曾入宫廷传授绣艺，办过绣校和女红传习所，为了更好的研究刺绣，甚至还东渡日本考察。另有《雪宦绣谱》女红专著出版问世，影响深远。在服饰方面，登峰造极的服装恐怕莫过于皇宫贵族的龙袍官服，凤冠霞帔了。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随著时光的流逝，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机械化替代了手工活，女红也因此受到很大冲击，原本小姐丫头，姑娘太太做女红活计必备的那些女红用具如：剪刀熨斗针线盒，顶针量具绕线板，针拔刮板喷水壶，绣花棚架针线篓等等，都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退出历史的舞台，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而且关于这些女红用品的资料也少有记载，极其难寻。在当今收藏界中，女红用具根本就是杂件中的杂件，不为人们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