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湾与土瓜湾线的小巴经营线路从2002年开始起纷争，互相指责对方偷偷加开班次，双方曾于2003年起过严重冲突。
“那条线的司机开车没有安全感，都跑了，开着开着车就被人砍了。”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陈慎芝出面做调停人。前后耗时一个月，在元朗谈了一次，荃湾谈了两次，佐敦道又谈了两次。每次谈判，陈慎芝兜里都揣着1万块钱，作为一旦警察来抓黑社会聚会时的担保金。去年6月5日，双方终在陈慎芝的见证下签订“合作协议书”，商定早班与晚班时间，双方从此再不互相干扰。
“我的地位我想讲清楚，不是指我是什么大哥，他们是欣赏我生命的转变，而又积极去帮到我能力所及的人……而且我不分界限。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你是否用社团身份去说，旧时的社团，我说不是，我用什么呢，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是讲爱，和平。”
“茅趸华不是很好斗的人，就是曾吸毒。但是他的人缘不错，对人很好。”14K教父胡须勇(潘志勇)回忆自己因患癌症吃化疗药而说不出话来，陈慎芝打来电话，想尽办法逗他开心。
“他叫我潘先生，我叫他陈先生，他就讲啊讲啊，见我说不出话来，突然哭起来。他说，潘先生啊，我很舍不得你啊。我也哭起来。他很自然地表现出来的。我很感动，我是性情中人嘛，他也是。我跟我的小弟说，我们是好人中的坏人，坏人中的好人。”只不过，“我们的道路不一样，我是有很多小弟帮我，他是没有小弟帮他，他是朋友(帮忙)，他也是14K的，所以他有什么事情，我也帮他。”
陈慎芝终究觉得，自己跟胡须勇是退出江湖和还在江湖的区别。可胡须勇对于茅趸华是否“属于黑道中人”的界定却感觉为难：“你说不是吧，看起来又是。你说是吧，看起来又不是。他是中间人。他两方面(都在)。”“如果他说他跟我们的兄弟没有关系，他很多地方不行的。拆什么弹啊，没有能力没有背景拆什么拆，人家不给你面子。所以你不可以脱离，脱离了没有关系，你就没有力量。”
在庙街，陈慎芝凭着“街坊”扮相躲着一些相识的人。香辣粉料门口，水房的阿paul穿着蓝花衬衫，跟其余两人睇场。在大排档，光头戴着发箍的老汉用熟练的英语向外国人推销本地的啤酒，他的左臂文着凶悍的龙头，也是帮会里的狠角色。在一个十字路口，陈慎芝还是躲不过，跟一位老人家攀谈起来。后者拎着塑料袋，掖得皱巴巴的汗衫，蹬着大凉鞋。他秃顶，一张嘴就是黑洞洞的几个豁口。他是这里的“鸡头”，收妓女的保护费，只要在街角站上5分钟，就要缴费。他低声对陈慎芝说，生意不好做，十年前嫖资是350，现如今还是。
“他对我说，他也去了反对占中的大游行，支持大陆政府的政改方案。他有六十多岁了，怕子女知道他干这个，张扬出去。他不让自己小孩出来走，避免他们知道。”
“这里是平民夜总会。这条街养了不少人。”开着奔驰离开的时候，陈慎芝说。
何文田 Ho Man Tin
在把我们送回酒店前，陈慎芝提议去看一下他住的地方，在何文田山道。那里是豪宅区，是以公司的名义租的，这样可以报税，节省百分之十。买是买不起的，一百二三十平方，最便宜都要2300万。
他一年前搬到这里住。当时猫仔很惊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这里打劫？”
四十多年前，陈慎芝、猫仔、李兆基开着偷来的车埋伏在断头路的交叉点，看到哪边来车就撞过去，然后抢劫。那个交叉点正在一所神学院门口。20年前，向好的陈慎芝曾来这所神学院讲学两次。后来，神学院把地卖给了地产商，盖起豪宅。现在，陈慎芝住在里面。
“人就这么奇妙。”
这里的道路始终没有变，只是两旁的楼越长越高。连那条从山上直通山下的小路都还在，当年他们就是沿着那里抄近路、下山抢劫行人的。现在那儿夜里停着警察，盘查可疑车辆。
离开这里又回到这里的路，陈慎芝自认走在阳光下，但并非全是喜剧。
在戒毒中心全职工作17年，身为副会长，最后被逼离开。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全心全意也遭此下场？朋友的一句“功高盖主”让他躲起来哭，“未穿袈裟已多事，想不到穿了袈裟事更多”。他难过得差点复吸毒品，当时媒体不住追问，他始终没有回答离开的原因。
商界也是复杂，“黑社会很多东西是可以看见的，商界是看不见的。商界才毒，个个都是念过书的人，很高明。黑社会要打你就打你，是看得到的，但是商界找人打了你，第二天还来看你，都不知道他是好是坏。虽然我不是说全部，可是商界是这样的。”
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洗白，但依然在街谈巷议中听闻人们轻蔑他：“很厉害吗，不就是一个死道友。”他说，人们说得对呀，道友已经死了。
辛苦奔忙时常北上大陆的艺员李兆基已经65岁了，老态尽显。但他享受在任何一个舞台上时观众的呼喊和狂热。
“我们可以经受事情的起落，贫穷、患难、富贵，什么都可以……我一点不后悔。我经常说，要是离开这个世界，我最后一句就是，‘我没有浪费我这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