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群体另一个难以避免的危险是近亲繁殖。近亲繁殖生下的后代，身体状况、生存能力都是比较差的，长期如此必然导致遗传品质的下降，遗传多样性的消失，从而走向整个群体的灭绝。一个群体要避免近亲繁殖，能够长期健康地繁衍下去，至少需要几百头个体。但是一个地方如果真存在数百个“野人”，就不会那么难以发现。不管是群居还是独居，猿类的活动范围都很大，更容易暴露行踪。
如果“野人”真的存在，它们不是从天而降的，必然有自己的进化历史，在进化过程中就会留下化石，尤其是作为一种大型陆生动物，相对来说更容易留下化石。越晚的化石越容易被发现。人们发现了许多种类人猿、猿人、古人类化石，但是从没有发现过有一种能与“野人”联系起来的。有人认为“野人”是巨猿的后代，这是生活在几十万到几百万年前的一种猿，在中国多个地方都发现过其化石，光是牙齿化石就有上千颗。事实上巨猿和“野人”很不一样。巨猿要比“野人”高大得多，身高达到3米，而据目击者的描述“野人”身高并不超过2米。巨猿并不是直立行走的，和今天的类人猿一样主要靠四足行走，这也与目击者对“野人”的描述不符。巨猿大约在30万年前已经灭绝。如果“野人”是从巨猿进化来的，30万年的进化历程中留下的化石证据又在哪里呢？
“野人”死后不会凭空消失，总要留下残骸的。就算“野人”行动敏捷、行踪不定，难以被抓到，尸体是不会跑的，为何从未被发现过，连一颗牙齿都没留下？有人说这是因为在森林里不容易发现尸体，“野人”一死尸体很快就会被其他动物吃掉。但是总不至于连骨头、牙齿都被吃得干干净净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点直接的证据都没有，如何让人相信？“野人”发现者拿得出手的只是一些号称从“野人”身上掉下来的毛发。其中有些“野人”毛发经鉴定是其他动物的毛发，甚至连毛发都不是，是某种真菌或草。有的则不知道是哪种动物的毛发。根据毛发形态是很难鉴定出属于哪个物种的。如果毛根上残存细胞，从中提取DNA，倒是可以根据基因序列来确定其所属物种。但是现存的“野人”毛发却都没有毛根。有关“野人”的证据还有一些脚印，这更不足为凭。其他动物留下的脚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看上去很像人的脚印，例如熊、豹子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由于雪的融化变形，曾被当做是喜马拉雅山“雪人”的脚印。
世界各地都有类似“野人”的传说，例如北美洲有“大脚怪”，南美洲有“大猴”，澳洲有“幽微”，都号称是像人一样直立行走的未知猿类。这就更荒唐了，因为美洲、澳洲并没有猿类进化的化石记录，特别是澳洲，本来连高等哺乳动物都没有。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野人”的传说是多么的不靠谱。但是这样的传说能够吸引读者，招徕游客，还可以借机“科考”，总会有人宣扬，是不会完全平息下去的。”
寻找野人
首进神农架险被雷电劈 再访目击者野人初“现身”
王方辰今年已经50岁了，他住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座小四合院里。他的房间里非常简陋，屋顶用塑料布糊着，房间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说：“我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但是追寻理想的心气很高。”从第一次进入神农架至今，20年来，王方辰所有的收入几乎都用来寻找野人了。他家中的全部财富就是5000英尺寻找野人行踪的电影胶片资料，以及卫星定位仪、照相机等考察设备。
“我从小就喜欢动物。我总是在琢磨，动物是怎样形成的？人类是从哪里来的？1982年，我在广州看过一次野人考察成果展之后，就像是走进了一座迷宫，开始了寻找野人的艰辛历程。”
“也许野人与我们人类祖先有神秘的关联，让我们知道人类是如何进化而来的。于是，野人就像披着神秘的面纱，始终在召唤着，牵引我今生的命运，所以，我无法停下探寻的脚步……”讲起寻找野人的经历，王方辰格外激动。
1986年初春，当时还在国家环保部门做影像记录工作的王方辰打算拍一部有关野人的专题片，趁着到湖北出差，他第一次涉足神农架。
王方辰回忆道：“我第一次进入神农架的那天晚上，天空中电闪雷鸣，雨点和雪花一起从天而降。我借宿的房子被静电场笼罩，灯火全都熄灭了，脸盆在雷鸣声中嗡嗡作响。由于静电作用，我的每一根头发都竖起来了，衣角不停扇动着。我趴在地上，身体紧贴着地面，尽量避免被雷电击中。为了避免被大雪封在山里，我连夜摸爬到车站，狼狈不堪地踏上归程。”这是王方辰第一次进入神农架的遭遇。王方辰并没有被第一次进入神农架遭遇的风雨雷电所吓倒，当年10月份，王方辰再次进入神农架，与当时的中国野人考察委员会主席李建一起，在神农架开始野人纪录片的采访和拍摄。
在采访中，王方辰收集了大量有关野人的信息，采访到近距离见过野人的关键人物。“我在这次采访拍摄中，获得了大量的信息，很多见过野人的目击者们所描述的野人的样子大同小异，主要的特征都是一致的，棕红或黑褐色的毛发，身材高大，约有两米多高，可以直立行走。脚很大，有40多厘米长，行动迅速敏捷。在那次采访之后，我想，再进行一些深入的考察，就能够揭开野人之谜了！”从此，王方辰开始了探寻野人踪迹的艰辛之路。谁知，这一路走来竟已是2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