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赵骏被送往一个新的家庭。在纪录片中，赵骏的故事结束了。曲江涛再也没见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有时候，他会给联系收养赵骏的机构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他希望能找个时间，再去看看这个孩子。
令曲江涛牵挂的另一个艾滋孤儿王欣欣，是个16岁的漂亮女孩。通过“阜爱协会”，一位美国老太太定期托人给她带来专门的儿童抗艾滋药物。据说，欣欣是已知由母婴方式获得HIV病毒的人群中，存活时间最长的。
曲江涛记得，最初见到欣欣时，她头发乱糟糟地粘成一团，脸色阴沉，脾气暴躁，还不停地咳嗽。跟她熟了以后，他发现，欣欣其实很爱美，特别喜欢偷偷照镜子，梳头发。
“她脾气大，是因为心里的苦没处诉说。”他叹口气说。欣欣的大姐早就出嫁了，婆家听说她的小妹有病，不让回娘家。相依为命的二姐因为害怕，一个人跑了。
曲江涛摇头叹息：“这就是很多艾滋孤儿需要面对的现实，别说外人，就连亲人都歧视他们。”
曲江涛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最初去拍摄时，左邻右舍对艾滋孤儿们似乎都唯恐避之不及，更没有孩子愿意跟他们玩。可渐渐地，人们的态度好像缓和了不少。
“我们去了，总会抱抱他们，在他们家里吃饭。村民慢慢开始觉得，跟他们接触也是安全的。”曲江涛分析说。
据统计，中国约有7．5万个孩子因父母患艾滋病而成为孤儿。“他们遭受着人们的歧视，亲情的冷漠，疾病的折磨。”曲江涛说，“可他们却生活在最没有人注意到的角落。”
长达一年半的拍摄中，十几个艾滋孤儿的故事被收入曲江涛的镜头中，可最后剪辑出的影片只有短短39分钟，多数孩子的故事都被剪掉了，曲江涛觉得颇为遗憾。
他忘不了，一个奶奶一边讲述要把一对双胞胎孙子送人，一边嚎啕大哭的情景。他也忘不了，刚刚失去父母的黄家三姐弟，在给父母上坟时撕心裂肺的哭喊。
因为害怕束缚，曲江涛2001年从新疆电视台辞职来京后，一直拒绝任何固定工作。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自由人”，有感兴趣的题材便忙活上几个月，没有也便乐得自在。他曾用一星期时间，花费600元，以自己在北京生活的经历为题材，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短片，居然获得第16届东京录影节优秀作品奖。他也曾拍过有关同性恋的纪录片，甚至有过被男同性恋者追求的尴尬经历。
而现在，曲江涛最大的愿望是，能把这几个孩子的故事一直跟踪下去。“这是很少的值得我长期坚持的事情之一。我突然发觉，如果能一直做这件事，一直和这几个孩子在一起，绝对不是什么束缚，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非常幸福的事。”他动情地说。
今年6月，在华盛顿电影节上，《颍州的孩子》获得国际卫生纪录片最佳奖。尽管还没有在国内公映，已有一些看过影片的外国人，表示要帮助赵骏和欣欣，并给他们寄去捐款。
然而令曲江涛担心的是，纪录片中拍摄的孩子只是极少数，那7万多个在相同的阴霾里挣扎的艾滋孤儿们，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他们能否得到世人的关爱和帮助？
“我能做的，只有用镜头记录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伤痛。”曲江涛摇摇头，“但是，一个人、几个人、一部纪录片的力量毕竟太小了。”
第一例艾滋病是怎么来的？
1981年，世界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来自扎伊尔首都金沙萨。金沙萨距离患有SIV病毒的黑猩猩所在地有1000公里，患者如何“千里迢迢”地感染上 病毒一直是个谜。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很可能是喀麦隆农村有人被感染病毒的黑猩猩咬了一口，或是在宰杀黑猩猩时，不慎感染病毒。于是SIV病毒在人体内变异，演化成HIV病毒传染给他人。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通报全球首宗艾滋病毒感染案例，自此人类便展开了与这头号传染病的漫长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