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中午，她让儿子吃饭，但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个一向食量惊人的男人几乎什么都没吃，甚至连红烧肉和粽子也不能吊起他的胃口。下午两点半，商玉馥又一次催促儿子去医院，才力磨蹭着不愿意去，留恋地说：“再唠唠嗑，走了就回不来了。”早在1999年，医生就告诉过商玉馥，她儿子随时可能死去，因此这句话让她特别敏感。她气恼地质问说，“这叫啥话？”
才力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大声地争辩说：“住院就隔离了，能回来吗？又不是死!”
他揣着母亲给的20元和父亲给的100元，打车去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8个小时后真死了。
为了一笔象征性住院费
按照路程判断，前亚洲冠军应该在下午3点钟之前到达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但直到一个小时后，在医院门口经营小卖店的刘思齐才看到他，第二天，当才福仲夫妇带亲友到太平间看望儿子时，他还向他们提起了才力走下红色出租车、走进医院的情景。
为了防范SARS，进入呼吸内科的病房需要多项程序，因此才力不得不在挂号处滞留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才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己的钱只够看病，不够住院。由于父母都是这所医院的退休工人，因此从1999年第一次住院以来，院方一直很照顾他，这一次，大夫告诉他，住院费只需要象征性地先交一点儿就行。但是才力裤兜的钱连这“一点儿”也不够。
刘成菊是在下午5点接到丈夫的电话的，她盘算一下了家里的钱，只有300元。
邵永凤今年68岁，住在才力家楼下的二楼，那天晚上6点钟刚过，她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五楼的老头儿刘敬玺来借钱，“我女婿才力住院了。”邵永凤本来有550元钱，但儿子下午去买鞋，拿走了200元，只剩350元。刘敬玺想了想，借了300元。
就在岳父借钱的这个当口，像是一栋被侵蚀太久的庞大建筑物，才力的健康状况突然间开始崩塌了。刘敬玺拿着300块钱站在走廊里，正在考虑该再向谁开口的时候，他的女婿进了病房，在住院记录上，他当时的血氧分压值已经只有20，血细胞却高达17000，已经显示出呼吸衰竭的征兆。稍早前拍的X光片被送了过来，呼吸内科专家康健看了看，肺部已经有了明显可见的浸润阴影。
刘敬玺这时发现自己借钱很难。才力贷款购买的房子就在艾敬唱过的艳粉街上，小区由一个滑翔机场改造而成，路面残破，空地上堆积着碎石和砖头，任何人只要一望，就可知道这是个廉价街区，居民们普遍没什么钱。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于350块钱一平方米的补差价，回迁户们觉得已经太高。
康健教授事后回忆看到X光片时的感受时说：“当时就知道没救了，肺部几乎没好地方，什么都晚了。”他觉得如果早一些送到医院，才力本可以避免死亡。才力一直拖延没有就医，事实上正是因为缺少医资。亲人和朋友都猜测，那天他到父母家实际上是希望能借些钱的，但始终没能开口——父母收入微薄，宁可赁屋居住也一再帮衬他，让他早已惭愧不已。
这一切家人还都不知道。刘敬玺已经又借了100元。七点多，天已经擦黑了，马玉芹正在艳粉新村的铺面里卖一天中的最后几个馒头，刘敬玺急匆匆地走过来请她帮忙。马玉芹跟老头儿并不熟，但觉得他很可靠，就从自己的450元钱里拿出400元借给了他，两张百元钞票，其余的是零钱。
这时，最初的药物治疗已经失效了。“上呼吸机。”康健说。护士把管子插到才力的气管里，呼吸机开始工作，暂时代替了他的肺。
七点半，才力的病情平稳下来，抢救告一段落。拿着800块钱的刘成菊和外甥张宝珠赶到了医院，但因严格的SARS预防措施而被阻挡在病房外，院方说只能进一个人。刘成菊到门口买了两瓣西瓜、一瓶纯净水和一瓶鲜橙多，让外甥送进去，嘱咐说，“让他开机。”
这是才力最后的清醒时刻，他打开了手机，跟妻子通了最后一个电话。刘成菊问：“力力，你怎么样啊？”才力回答说：“正呼吸呢。”对于他来说，“呼吸”几乎是个医学名词，专指依靠机械的辅助进行呼吸。夫妻二人聊了会儿体己家常，刘成菊哭了，然后说，没事就好，先挂电话吧。赶在妻子挂机之前，才力说出了最后的遗言：“别哭，别哭。”
第二天早上8点，二楼的邵永凤又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又是刘敬玺，脸色发黑，手里攥着300块钱。她问他：“你着急还啥呀？”老头儿痛苦的回答把她吓了一跳：“才力死了。”
沉重身心的最终解脱
在退役后的5年中，才力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着。从1998年起，除了后来致死的呼吸疾病之外，腿伤和腰痛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个大力士的折磨，少年时代在手掌和颈背做的肉茧手术造成了后遗症，常常疼得他汗流浃背。命中注定地，自打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达到个人事业的顶峰之后，他就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贫穷曾使他买不起肉，偶尔吃一次，全家都因肠胃不适而呕吐。在与人聊天时，说不到20分钟，他就会突然睡着。他尽量不穿袜子，怕弯腰时猝死。为了省钱也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都以160公斤以上的体重骑自行车上下班，结果自行车就压坏了十几辆。因为过胖，他在找工作时受到事实上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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