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换一种情况，丁俊晖不是天才，或是天才没有遇到好老师，又或者有技术但打比赛时紧张了，再或者心理也没问题了，就是比赛前泡吧熬夜了，那么小丁直到几十岁还不会出什么成绩。
如果是这样，也许丁文钧也会出点小名，那一定是在电视或是电台的“内心独白”节目，大小丁的故事将会演变成一个极不成功的例证。那么老丁身上固有的坚韧、计较、决断和一代传一代，就会换了名词，变成赖皮、算计、自负和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如果自此以后丁俊晖没戏了，完了，对丁文钧的评价也好不到哪里去。这种事，不期望发生的人很多，但想看笑话的人也少不了。
丁文钧是苏州人，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工人。母亲甫听华在豆制品厂上班，每天都要凌晨 1点钟起床工作，因此丁文钧的幼年是在母亲的背上度过的。
在丁文钧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丁家全家被下放到宜兴，丁文钧因此没有上初中，但早早辍学的他却逐渐显露了对金钱的敏感。
他先是在宜兴的一家商场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后来在下海潮中丁文钧向单位提出“停薪留职”，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有魄力的决定。
下海后，他和妻子陈习娟盘下一个小铺，开始卖香烟，当年的收入就达到了十几万元，几年之内成为了当地的富人。
“丁文钧像个老板，做买卖八面玲珑，没有他算不过来的账，而且凡事都爱讲究个成本，能走着去办的事就不坐车，除了没事爱打台球，其他不良嗜好都没有。”
亲戚金惠英一直是丁文钧一家的邻居，那时丁文钧在宜兴有一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但装修没花多少钱。
“不能挣就少花”，丁老板这个爱算计成本的习惯，一直都没有变。
1998年，在把11岁的丁俊晖从宜兴带到东莞练球后，丁家人就挤在一家台球馆的一角，用三合板隔出一块8平方米的地方。
用不到200元，丁文钧就搞定了所有家具及床上用品：80元的木床、60元的桌子、15元的被子、30元的凉席。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带来的钱又花光了，丁文钧只得卖掉宜兴老家的房子，并将陈习娟“赶回”了娘家。
从1998年到2003年丁俊晖挣到第一笔奖金期间，老丁和小丁每人每餐只吃两元钱的工作餐，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在东莞的日子，是丁文钧目前认为最困苦的日子，但也就是那段日子，又巩固了他成本核算的经济思想。
丁俊晖第一次来北京参加斯诺克公开赛，一家三口还有丁文钧带的学生，六七个人挤在海淀体育馆招待所的两个房间内，虽然条件简陋，但丁文钧认为价格不菲，“两间房每天500元，整个比赛下来光住宿费用就要上万元。如果丁俊晖输了，我们肯定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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