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西方心忧的是，美国在普世价值观上的倒退并非其首创，而是对欧洲的追随。英国脱欧公投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英国人想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拒绝被欧盟尤其是争当欧盟道义旗手的默克尔绑架。在难民问题折磨下，欧盟国家的“反动”思潮愈发强烈，未来不排除更多国家脱欧的可能。如果欧盟瓦解，各国自主制定本国移民政策，那将意味着强调自由流动的申根协定终结，整个西方都会从普世价值观上向后倒退，民主制度的吸引力亦将式微。
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逐渐被新形态取代
这样一来，西方引以为豪的两个方面都将面临崩盘，一是给西方经济带来长期发达的自由经济模式，二是西方民主制度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观。这就是西方现在面临的世纪危机，同时也预示着整个人类社会在300年后又面临新的变局。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或将结束，新的社会形态将取而代之，就像300年前资本主义取代封建制度一样。
只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种即将到来的变化，他们认为西方300年来的资本主义理念已经够用，依然习惯性地认为西方人定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就是人类共同的目标。问题是300年的人类社会实践已证明，民主、自由、人权这套理念过于虚幻，唯一可具体操作的，不过是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票选政治这些在互联网时代明显过时的工具和方式。
互联网的普及，正在改变我们曾经习惯的一切，包括社会制度。它为人类提供了大数据云计算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等更为精确的工具，因而有利于我们建立更实际也更容易实现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对资本主义体制形成不可修复的冲击，因而给即将取而代之的新社会形态带来破旧立新的机会。
经济方面，互联网在世界经济面临转折的关键节点，提供了可资新社会形态利用的思路和概念。在以往传统社会模式中，国家之间都以你死我活、成王败寇的零和博弈规则争夺利益。但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强调合作协调、互利共赢。为什么“众筹”模式会被发明出来？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方式抛弃了投资人和大资本，从而使过去300多年来“资本为王”、由资本决定社会财富最终归属这一人类不公平不正义的历史结束。
政治层面，互联网也为人类社会带来崭新前景。西方民主制度建立之初，资产阶级主要通过两大工具对抗封建王权：一是政党政治，二是报纸传媒。前者是其力量组织模式，后者是其民众动员方式。靠着这二者，资产阶级完成了对封建王权的革命。成功之后，这种模式就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基本政治模式，其中，政党制和舆论监督是所谓民主制度的两大要素。
但在今天，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经济也是新政治工具，正在逐渐实现对新社会力量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赋权。这里既包含新组织模式又包含新动员方式。这种新工具的出现，使传统西方民主政治模式顿显陈旧。当每个互联网移动终端都是可以随时随地表态的投票器时，四年一次的票选民主，显然已完全跟不上互联网政治的前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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