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讲究“平衡与博弈”。眼下，不少企业处境困难，而这种压力肯定会传导与传递到员工身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员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敢跟企业“叫板”，因为饭碗捏在企业手中，随时可能“丢”。所以，就目前来讲，劳资双方的权责利尚不对等，劳动者“求权利”，很可能意味着“砸饭碗”。最低工资标准以及相关规定，可以起到平衡作用，从理论上讲，可以“兜底”，并且，让劳资双方利益避免“零和博弈”，步入“正和博弈”。
最低工资标准要发挥“衍生价值”，释放“人文关怀”。鉴于此，一方面有必要赋予“强制性”——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执行;另一方面应该具备“激励性”——鼓励企业“超标执行”。再延伸一点看，劳资关系中的工资问题也是“最低评判标准”，在此基础上，还包括其他福利待遇，精神范畴的权益，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等。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企业与员工的抱团越关键，企业的健康发展，来自“人”的健康发展;企业是否有发展的潜力，来自“人”是否给力。
王旭东
建言
差距大 无力涨工资
纵向比较，我国一些地方尤其上海等发达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显得不算低——如2010年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20元，6年来增长近1倍。
但进一步从理想角度审视，仍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便是上海等地的最低工资，事实上仍是明显偏低的。我国《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规定、同时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个测算最低工资的基本公式是：“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据统计，2015年上海市的职工平均工资为71269元，月平均工资为5939元，这意味着，即使是按上述公式中的40%下限计算，月最低工资标准也应该是2375元，而非目前的2190元。
最低工资标准之所以会明显偏低，除了计算标准之外，这样两个事实背景，恐怕是不可忽视的，其一，悬殊的收入差距大背景下，目前我国作为最低工资参照和计算依据的“平均工资”，实际上原本就是一个相当“不均”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的收入状况;其二，囿于沉重税负的压力，在“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目前企业的经营状况普遍不佳，难以给职工开出更高的工资，根本无力负担更高的用工成本。
因此，要想改变避免最低工资标准的偏低状况，笔者以为，至少需同时从上述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在居民收入分配的角度，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不断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让最低工资相对平均工资，不再显得那么悬殊;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国民财富分配角度，进一步加大政府减税、“藏富于民”的力度，通过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为包括最低工资在内的职工工资的提升，提供更大的空间，让企业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为职工涨工资。
张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