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自行组建“临时夫妻”，是权益需求和供给不均衡的结果。城乡二元化的桎梏，使得农民工夫妻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在家抚育孩子、照顾老人，这就使得农民工夫妻双方的情感维系被认为割裂，长期的两地分居无疑使得他们的情感需求处于稀缺状态。即便夫妻双方同时外出务工，不堪的生活环境也无法确保双方情感需求稀缺状况得到满足，由此使得双方情感维系逐渐有了裂痕。虽然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实行农民工“夫妻房”等措施以缓解双方情感需求，但这种扬汤止沸之举，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农民工权益问题，需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依靠制度救济解决。新型城镇化释放出的红利，应更公平地普及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身上。对于农民工来讲，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社会保障跟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的权益保障都不可少。不论进城还是留守，权益保障都应逐渐向城市看齐，而新型城镇化显然是弥缝城乡权益差距的重要途径。让改革激发出更大的制度红利，才能消除那些游走在伦理与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从而在更大层面上维护农民工的物质和精神权益。
“临时小夫妻”现象
破坏婚姻影响孩子
刘丽说，她说出这番话，纯属有感而发。在她身边，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对小夫妻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儿子两三岁了，母亲在老家帮忙照看。丈夫在当地又找了女朋友，妻子知道后，两人经常在电话里吵架，最后导致离婚。刘丽说，她的这位朋友后来成了单亲妈妈，一个人在厦门打工赚钱，每月要寄钱给母亲扶养儿子。因为是单亲妈妈，再婚也不容易，她一个人在外漂泊，过得挺辛苦。
“临时夫妻”，按过去说法便是“露水夫妻”。一听这称谓，便知这不是公众所能认可的关系，而是因彼此生理需求走到一块儿的男女。由生理需求引发所谓不正当男女关系，早已突破人们内心的道德底线了，与不性福导致的强奸案件相比，“露水夫妻”已不算啥大问题。
外来工性生活问题，说起来也是个老话题。只不过这次提出话题的场合级别高，其建议也很正式。现如今，重视性生活，人们早已不再是私下言语。课堂上可以讲，“两会”上也可以说；专家时常讲，女同志也敢大方地谈。这说明，性生活的重要性已深入人心。
民工结临时夫妻背后的"性福" 。调查表明：55%的农民工已经有超过半年没有过性生活；35%的农民工感到性压抑。
民工结临时夫妻 “性福”生活也是生产力
确实，性生活是件大事。有多大？轻则破坏夫妻感情、家庭和谐；重则影响企业生产力，甚至社会和谐。刘丽代表就说了，农村人结婚早，上有老下有小，夫妻俩只能一人外出打工。长久分居，导致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既影响下一代教育，还使得两个家庭不得安宁。这些所说的，是比较轻的状况。
至于严重影响，咱们也容易分析。譬如，若听任此等不和谐现状发展下去，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若是千万个外来工家庭不和谐，很多企业的生产力会下降；“性福”得不到解决，难免还会影响社会治安。综合起来一琢磨，便会发现，整个地区的生产力都因外来工“性”问题而受影响。
所以，重视外来工“性福”生活，早该从呼吁转化到行动了。特别是在企业招工一年比一年难的背景下，将“性福”视为工人必不可少的福利，有助于企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性福”究竟该如何重视？很多人认为政府应为外来工大建保障房，人大代表刘丽也是这么认为的。理论上，这么设想没什么不对，但操作性不强。要知道，现在许多城市连当地户籍人口的保障房都还没解决好。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得由企业先行，政府给予扶助。
譬如东莞有家服装厂，在厂区为工人修建了800多间“夫妻房”，有配偶的职工可申请居住。此举大大提高了职工归属感，深受欢迎，可供广大企业借鉴。对于不够条件的企业，可以租用民房供有配偶职工居住，房租由企业与职工共担。而政府，则可考虑为符合条件的外来工发放租房补贴，或降低门槛，让外来工很方便地将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
办法总比困难多，鉴于“性福”事关地区发展与社会和谐，政府与企业务必尽早付诸行动。
“临时夫妻”背后是压力和孤独
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日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代表刘丽透露出的新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昨日，来自深圳的农民工代表易凤娇认为，工作压力和情感孤独是其背后原因，建议社会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
“建议公司提供夫妻房。”全国人大代表、在深圳某电子公司担任车间副主任的易凤娇是此次新当选的农民工代表。对于“临时夫妻”现象，易凤娇称，暂时在周围还没碰到过，因其所在公司提供夫妻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临时夫妻”现象，易凤娇说，“我想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另一方面需要情感倾诉，他们(农民工)容易出现情感孤独。”
易凤娇认为，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比如多组织一些公益性的活动例如文艺汇演等，对于已婚的农民工也要给其夫妻生活足够的保障，增加 一些夫妻房等。而对于那些进入城市中的大量“80后”、“90后”未婚农民工，企业和社会也要为其提供交友平台，保障其正常的情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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