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苏军与日本女人的往事，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好战？

 

 

　　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认为，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对待各国战俘的态度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比如，苏联允许一小批日本战俘同苏联妇女结婚，日本战俘也是唯一被允许留在苏联定居的外国战俘。

 

　　少数日本战俘被准许同苏联妇女结婚的原因很简单，纳粹德国侵入了苏联本土，给苏联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而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并没有侵入苏联本土。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一周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告终。然而，连年的战争也让苏联失去了千千万万精壮男性公民，苏联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本文讲述的便是这一背景下，在苏联国土上发生的异国情恋故事。

 

　　1945年秋，最初，日本战俘踏上苏联国土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行李里藏有橡胶女娃，用于自慰，解决本能需求。可是，他们一下火车就遭到了早在车站等候多时的苏联居民的轰抢，因为战后的苏联百姓也非常贫穷。因此，日复一日枯燥而繁重的劳役生活让日本战俘对异性的渴求越发强烈。

 

　　苏联妇女之所以愿意跟外国战俘同居，原因比较复杂，或因为纯洁的“爱情”，或因为“生理需要”，或因为“精神孤寂”，或因为“物质诱惑”。

 

　　连续的战争使苏联失去了数千万精壮男性，也使千千万万苏联妇女成了寡妇。据统计，苏联集体农庄男女性别比例由1940年的1:1.1拉大到1945年的1:2.7，于是在劳改营日本战俘与很多苏联女看守之间便迸发了难以遏止的爱情。

 

　　有俄罗斯研究人员说:“劳改营女管理人员有时出于'物质上的意图'跟外国战俘同居。比如，有一个劳改营的女护士请一个战俘帮她搞一块手表，很快她就得到了手表，在得到手表的同时她还收到了一张字条:'我给你手表，不过你应为此跟我保持亲密关系。'”一些战俘藏在身上或者行李中的稀罕小物件，此时派上了用场。

 

　　近来，俄罗斯媒体又披露了一例这类爱情悲剧，悲剧的男主人公叫做蜂谷弥三郎，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战俘劳改营，女主人公克拉夫季娅·诺维科娃是一名苏联妇女。尽管存在着民族差异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但他们始终彼此心怀真切的情感。后来，蜂谷弥三郎回到了日本自己第一位妻子蜂谷久子身边，蜂谷久子一直在苦等丈夫归来，因而始终没有改嫁。蜂谷弥三郎为此写了一本书---《为战争而哭泣的两个老婆》，来纪念他一生中两个最亲密的女人。

 

　　2005年5月20日，在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剧院舞台上，首次上演了一出以当年的日本战俘与苏联妇女的爱情为主题的戏剧，这出戏中的女主人公叫做多尔戈尔·桑德科娃，她爱上了一个日本战俘。多尔戈尔·桑德科娃知道，世俗环境不容许他们这么做，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在一起，但她还是毅然迈出了这一步，并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孩。后来这名战俘回到了日本，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们才得以重新相见。这出戏是以战争年代的真人真事改编的。

 

　　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好战？日本人的文化价值观本质上与中国不同，加之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脱亚入欧的经历，使得日本与中国的差异更加显著。他们奉行强者的逻辑，倾向于武力解决问题。在侵华战争中，日军善于以强大火力实施强攻，力图中央突破，一举解决战斗。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反其道而行之，一般是避实击虚，先打弱敌，善用迂回包围、侧击袭击战术，完全是另一种路数。

 

　　“种的理论”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初具雏形，在这一系列论述中，田边元以否定的哲学作为基本论述手法，建立起一套关于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如何能确定一个个体是否属于某一共同体呢？田边元认为，人种学上的相似特性、共通的习惯、类似的嗜好、同样的语言，这些元素与归属问题关系不大。在归属关系建立的过程中，首先，个体必须具备选择的自由；其次，归属关系建立的过程，并不是个体被动地由共同体接纳的过程，而是个体将否定性带入共同体的过程。所以，个体只有从一定的理想和准则出发，通过否定和改造社会，才使自己归属于共同体。

 

　　可想而知，对于生活在日本的少数族裔、社会边缘人、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已饱受主流社会中，包括种族歧视、阶级差别在内的各种不平等待遇，田边元“种的理论”所带有的普遍主义色彩，无疑对他们来说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因为这种从否定出发的修辞方式，并非是通过机械的达尔文主义和种族论，将个体与共同体的归属关系看做是命定的，而是通过强调个体拥有选择的自由，来达到蛊惑少数族裔、出生于殖民地的人们为了变成优秀的“皇民”而投身于帝国的扩张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