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龙又杀害了两人。如果商洛地委能对姜银山的第三封信予以重视并及时处理，是否能使龙早几日暴露，从而使最后两位死者幸免于难？
此外，闫淑霞在其夫作案的3年中，曾由舅父代笔向有关部门写过一份离婚诉状，诉状里除了指控龙对她的虐待，也透露出一些龙犯罪的情况。
但如此重要的信件，有关部门也未予以重视。
村民张彩娥说，在凶案暴露的前几日，闫淑霞已是非常害怕回家，住在附近的村碾房里，任由龙治民怎么叫都不回去。不过，这些照样没有引起谁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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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杀人犯很少符合“魔鬼”的形容。
加伯里诺在访问冷漠的杀人犯的时候所学到的，就是在暴力、反社会倾向的那么多层面之下，往往是一个纯粹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你可以和他们对坐，并用人性的眼光看待他们的话，他们的人性可能会很明显。”他说。
有一次，他访问了一个男人。他在别人的眼中可能会很可怕，但是他告诉加伯里诺，他晚上时常会哭着睡觉。
很多时候，加伯里诺说，这些时刻会让他从杀人犯的角度看待世界，理解他们的思维，以及感受到他们在犯罪之前所面对的道德矛盾。
这将我们带到了下一个问题：
2. 没有“无谓的杀害”这种事。
加伯里诺说，每个罪行都有自己的逻辑，即使外面的世界看不到它。
他指出，这不能让罪犯免除他们的罪行。但是这应该能够突显出罪犯的心理背后的重要背景故事。他或许能够理解哪里出了差错。
加伯里诺以帮派入门仪式为例。许多入帮者一加入帮派的时候，就会杀害一个随机的受害者，以证明他们的价值。他们会被指示给受害者两个选择：不是被刺死，就是被枪毙。
“这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人所需要做的任何一个选择。”加伯里诺说。
最终，这种远离我们日常抉择的行为，使人们更难理解其中的风险有多高。孩子通常会为了得到保护而加入帮派，但是入帮的门槛那么骇人，使得一般大众只看得到其影响。
到了这个地步，任何的起因——不管对犯人有多么有理——也会让人们觉得毫无关系。
3. 杀人犯曾受到很深的伤害
驱使一个人去杀人的，不是邪恶。加伯里诺说，杀人犯反而是因为毁灭性的创伤史而被驱动。
加伯里诺每次进行访问的时候，都会像犯人发问一组十道题目。这些问题是为了探讨虐待、家暴及童年的其它危险而设计的。这组诊断测试正式名称为“童年期逆境问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scale）。
大多数的人会得到零或一分，这是你能得到最健康的分数。
加伯里诺说：“当我向这些案件的犯人发问这些题目的时候，分数很少低于八分，九或十分很常见。”
加伯里诺把这种经历比喻成鲨鱼袭击。如果一个25岁的人不能走路，是因为在5岁时被大白鲨咬断脚，而没有接受物理治疗或得到义肢的时候，没有人会怪罪他。许多杀人犯也曾经历过同样令人衰弱的困境。
“对于许多这样的人来说，这就好像经历很多次心理的鲨鱼袭击。这种事会造成严重的创伤。”他说。“我认为，我们若要了解暴力为什么会发生，或者决定如何帮助与处理个案的时候，就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4. 最糟糕的犯人，可能最有能力改变。
加伯里诺说，罪行的严重性，未必能够预测一个杀人犯接受改造的效用。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他们会度过暴力的几年的“高风险阶段”，这么说并不牵强。
“我不想轻视罪行，但是它在某种形式上是有阶段性质的。”他说。
加伯里诺在书中回忆起一个青少年的故事。他曾策划一次类似哥伦拜恩事件的校园大屠杀。检察官本来要以成年人身份控告他，而这会使他因为多项企图谋杀罪名而多坐数十年的牢。可是，加伯里诺成功推动让他以未成年人身份接受审讯。
因此，这名青少年只坐了几年的牢之后，回到中学，加入了陆军，得到了擢升，还结婚成家了。
加伯里诺说：“他经历了那个疯狂的阶段。州政府不需要花费数百万元去囚禁他，而他成为了正直的公民。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比人们意识到的要高好几倍。
5. 进行罪犯评估，非常累人。
加伯里诺说：“进入这些生命，处理那么多的苦痛和创伤，对专业人士来说是种负担。”
他说，他自己必须依靠他的精神生活来应付这样的负担。没了它，他害怕自己会陷入“替代性创伤”，基本上就会内化了他所听到的悲剧。
“我一开始不是做这类工作的。”他说。他指出，他自己一开始是在国际方面帮助弱势儿童。“事实上，我在头五年之后，必须休息一年，因为我的负担太重了，而我是后来才重新接触这类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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