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研究人员深入调查龙的家族及成长史后拿出的一份犯罪研究报告，有助于我们了解龙的杀人经历：
龙6岁、其妹3岁时丧母。基于传宗接代的观念，其父娇惯放纵龙，去地里干活也用背篓背着。但龙在同学中年龄最大，个子却最小，师生均看不起他，多次遭同学恶作剧戏弄。“文革”期间，龙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抄家、批斗干部，倾泻了平日怨气。然而好景不长，村里成立革委会时，龙差点被揪出批斗，其组织随之瓦解。
龙少年颇好学，常借月光读书，但囿于历史环境，学无所用，受挫后便意志消沉，自暴自弃，曾自编了一首充满自嘲的打油诗为己“征婚”。最后因自身条件，只娶得一残疾女子。龙心绪恶劣，处境孤独，在社会上没有朋友。
龙迁到王墹后即经常借口这病那病不出工，出工也不出力。生产队规定每个劳力全年要完成基本工400个，龙所做却不到100，有时还给自己偷加工分。分配到名下的粮食都懒得去背，常由队上派人送到家里。王墹群众帮助移民盖新房，龙却钻在借住的屋里装病。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龙靠混工分吃“大锅饭”过不成，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年均发生凶杀案405起，比解放初至70年代猛增87.5%；1995年至2003年，年均杀人案件778起，比此前再猛增92.2%。犯罪分子心狠手辣，动辄一次杀死、杀伤多人，杀人碎尸、焚尸。作案动机多为报复、图财、奸情。“为了钱，不择一切手段。”陕西省公安厅一位警官认为，龙治民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陕西省公安厅及地县刑事技术人员反复对现场进行勘验，提取各种证物1006件，对48具尸体逐一进行了损伤检验，将其死因、年龄、性别以及被害时间作出了科学鉴定。对被害者388件衣服用警犬进行气味鉴别，照印照片3800张，为辨认和查明死者身份提供了证据。
1985年8月30日，陕西省检察院商洛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将龙治民夫妇提起公诉。9月20日，商洛地区中级法院判处二人极刑。二人提出上诉，陕西省高院来人提审后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9月27日，龙、闫二犯被处决。
据办案人员回忆，龙治民对所犯罪行毫无悔意。在法庭上得知被判处死刑，龙治民说：“我想不通。”
法官：“为什么想不通，你杀了那么多人……”
龙治民：“人家黄巢杀人八百万，都没判死刑，为何给我判死刑呢？”
27年杀人案的尾声
龙治民唯一的孩子远嫁他乡
“公判大会结束以后，法院贴出了判决布告，但一共只有三张。每张布告跟前都守有警士，只许观看，不许抄记，更不许拍照。贴出半小时就被揭了下来。”一位商洛警方人士回忆说，这是因为上级有指示，意在尽可能缩小影响，同时又合乎程序。
商洛当地严控龙治民特大杀人案的信息外泄，并杜绝记者采访此案新闻。
纵然在27年后，新快报记者试图到商洛中院调看案卷存档资料，也被当即回绝，负责媒体联络的研究室负责人坚称此案“不能报道”。陕西省公安厅一些曾参与该案侦破的民警也不愿深谈此案。
不过，饶是如此严控，附近地区还是谈之色变。某县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人们说是龙的同伙干的；某县发生了拐骗案，人们也说是龙的同伙干的。一位居民回忆说，龙案发生后，商县农民外出打工无人接收，干部出差没法吃饭、住宿。“仿佛一夜之间，商县人都成了活阎王”。
正是由于信息极不透明的缘故，新快报记者采访中与当地居民交谈时，他们也为很多问题所困扰。诸如：遇害者是不是远远多于48人，鉴于害怕国际影响太大就没再深挖了？龙杀的是不是如他宣称的那样，绝大多数是残疾人？龙杀人，是不是为了给妻子消业，让其残疾的双腿恢复正常？杀这么多人有没有征兆？等等。
新快报记者来到王墹村时，见到发生血案的那幢瓦顶土屋还在原处。
这个与商州汽车站相隔仅5公里的村子居住集中，通往西南各镇乡的公路从村前经过。而龙治民家与公路相距仅四五十米。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在人眼皮底下的地方，会发生48宗命案，却无人察觉。
80岁的村民鱼正满曾参与尸体清理。他说，发现的尸体肯定是全部清理完了的，并无遗漏。龙治民夫妇被枪决后几年后，一个回村的老人以300元买下了这房子，如今已经去世了，房子无人居住，也没改造。
龙夫妇有个1979年出生的女儿，现已33岁，在外婆家带大。
村民张彩娥说，由于受父母影响，在学校被孩子们羞辱，龙的女儿没读成书，早已改名换姓，远嫁至新疆。
案件启示
在特大杀人案前早有预兆
如果提早发现可能避免更大伤亡
公安部的调查表明，对龙治民3年杀人毫无察觉，是当地公安部门严重的失职。对大量的失踪者，公安部门并未加以重视。
姜银山在寻找弟弟姜三合期间，两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未见回音；随后他又直接把信写给了地委第一书记白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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