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 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连串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发起者是邓小平。1983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公安部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官方定义为“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轻刑化”政策，刑罚又要总体重于西方，要有节制的从严、从重”。所以中共的严打被西方国家以及人权组织看来打击的刑罚过重了。
中国共有四次严打活动。1983年首次提出“严打”这个概念，并进行第一次“严打”；1996年进行了第二次“严打”；2000年-2001年进行了第三次“严打”，增加了网上追捕逃犯的行动，也被称为“新世纪严打”。第四次严打是2010年。 和四次国企改革的时间吻合。
83年为什么要举行严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很好。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党中央提出综合治理的方针。各级政法公安机关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依靠人民群众，在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工作中，依法惩处了一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做了大量教育、感化、挽救失足者的工作，有些地方一个时期社会治安情况有所好转。但是，社会治安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好。许多地方流氓团伙，横行城乡，危害很大，他们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强奸轮奸妇女，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983年进行严打女死刑犯图片：
由于种种原因打打停停，威力不够，以致有些地方还处于“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状况。1983年上半年，连续发生了多起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突出的是“二王”抢劫杀人案和卓长仁劫机案。1983年2月12日下午，沈阳市突发“二王”抢劫杀人案件。王宗坊、王宗玮兄弟是沈阳市人。他们抢劫枪支，持枪行凶，开枪打死4人、打伤3人后向南逃窜。一路昼伏夜出，流窜河北、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继续盗窃枪支，持枪行凶，先后又打死5人，打伤6人。“二王”行踪诡秘，使得部分地方空气紧张，群众提心吊胆。中央决定开展“严打”斗争以后，9月18日，“二王”窜匿于江西省广昌县山中，被我军警民包围击毙。
1983年5月5日，从辽宁省沈阳桃仙机场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在大连至山东黄县上空被暴徒劫持至韩国，两名机组人员被打伤。劫机犯共6人：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高东平（女）。事后查明，卓长仁等人从1982年年底开始策划，其间经过网罗同伙、骗盗手枪、练习打靶、试探机场情况等行动步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卓长仁等人从韩国到了台湾。几年后卓长仁又作恶，因犯杀人罪被台湾当局判处死刑）。
据统计，1983年1月至5月，全国共发生杀人、伤害、爆炸、强奸、轮奸、重大盗窃等重大特大案件2.5万起。京、津、沪等18个大城市的发案率呈上升趋势。刑事犯罪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的危害，影响社会安定，破坏经济建设。
面对这种社会局面，一场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在中央顶层酝酿决策，“严打”斗争的序幕即将拉开。
1983年7月16日，在北戴河。刘复之和副部长李广祥听取了河北省副省长、政法委副书记王东宁，省公安厅厅长刘刚的汇报。他们强烈反映，当前社会治安不好，流氓团伙破坏活动严重。他们举例说，唐山市有一个流氓团伙，多次手持菜刀，抢劫行人财物，侮辱妇女，人称“菜刀队”，群众又怕又恨。政法机关认识不一致，这伙歹徒还逍遥法外。
1983年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前往邓小平住处谈话。彭真、张洁清在座。邓小平从过道走进客厅。身穿草绿色军便服，拿着公安部的报告，开门见山地说：公安部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我跟耀邦等同志谈过，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问题是下不了手！
邓小平翻开公安部的报告，边念边说：文章主要是这一段，你们说，加强侦察破案，严厉打击现行犯罪活动，已通知各地，暑期旅游旺季也是犯罪活动的旺季，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邓小平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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