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接着，又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停了一会，邓小平接着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气势还会长上来。
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分子，有一个调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最后，邓小平严厉地指出：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彭真完全赞同邓小平的意见，表示，这个决心下得好，坚决贯彻这个决策，问题就好解决了，能够从根本上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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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安部统一安排后，各省统一进行抓捕行动，“之所以要统一行动，就是要造出声势，给犯罪分子以震慑，也给群众以鼓舞”。
1983年上半年，曹千里(化名)从省警察学校毕业，因为成绩优秀，他被一省级公安部门调去做刑侦工作，是公安战线上的老人手，曾经是严打的参与者。如今，身材微微发福的他，对于三十年前的这一行动，既有很多感慨，亦不乏卓有见地的深思。
作为老公安人，曹千里对于三十年前的这一行动，有很多感慨，也有些深思。
“严打前，刑事案件多发，老百姓意见很大，尤其一些敲门入室、翻墙入室的犯罪，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曹千里警官说，当时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以青少年为主，严打过后的两年，“社会风气的确为之一转，又重新回到了文革前夜不闭户的状态。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犯罪率又有所抬头了，而犯罪分子，大都是‘二进宫’或者‘三进宫’的人……”。
8月中旬的一天，在曹警官办公室，他若有所思地说，怎么样对犯罪分子进行彻底改造，是个复杂的问题。
严打第一夜，统一行动进行抓捕
1983年上半年，曹千里从省警察学校毕业，被一所省级公安部门调去做刑侦工作。而工作之初，主要是配合完成一些联络和后勤协调任务。
“因为是管理部门，主要是对下面的公安工作进行指导，所以除了大要案，具体参与的案件不多。但严打启动那一夜，我参加了。”曹千里回忆，那是夏天的一个晚上。之前，经公安部统一安排后，预定在次日晚上，各省统一进行抓捕行动，“之所以要统一行动，就是要造出声势，给犯罪分子以震慑，也给群众以鼓舞”。
尽管是统一行动，可还是有些省份提前一天开始了。西安则是按统一行动的时间启动的。行动之前，各级公安部门已经接到命令，对辖区内的犯罪人员予以统计，确定了抓捕方案。曹警官说，开始抓捕的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雨，他和一些同志被安排在中山门派出所，与政法系统干部以及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一起实施抓捕，“大概参加的六十多人，三个人一个组，按照名单和地址去抓。”
当时的曹千里只有23岁，他所在的组要去尚勤路抓捕一个在新疆杀过人的男性犯罪嫌疑人，结果去了之后，其父母却说，人已经去宝鸡了。同一组的街道办人员在跟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说话时，曹千里发现对方眼神有些游移，便来到院中，正巧门外进来一个年轻人，也许是看到了雨衣里撑着的大檐帽，转身便又往出走。
由于之前已经熟悉了犯罪嫌疑人的相貌特征，曹千里用擒拿动作中的一个抱摔，迅速上前将其按倒在地，屋里人听到动静，大家一起将其控制了起来。
严打中出现省内第一例碎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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