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袁树国出马了。按照当地习惯，开矿死个村民，最高的补偿不过15万。袁树国一度协调，最终赔偿的结果竟然是25万，而且双方都满意。
袁树国的名头自此叫响，因为村民们觉得，政府协调不了的事，这个人可以办好。
熟悉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起先靠修烟囱为生，默默无闻，如今尝到了消解民间矛盾的甜头，摇身一变，成了官民冲突的解铃人。
李秀华期望通过这个人，最起码可以多得到些钱。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寻求女儿死亡真相的努力。
在家属的要求下，22日晚进行了第一次尸检，得到的结论是“溺水”。
所有仰着脖子拭目以待的局内人和看热闹的局外人，都对这个结果不免失望。自此，李秀华一家开始矛盾地尝试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方面，李秀华带着疑问不断向自治州政府和省政府上访;另一面，李秀华的妻子则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
李秀华无法确定事件最终的走向，于是他选择都不放弃。对于他，这也许是最实用的办法，而却将整个事件，愈发推向了不可预知的未来。
6月23日，袁树国代表李秀华一家出面去和公安交涉。他提出的要求是，公布嫌疑人的口供，把结论让周边群众的检验一下，进行第二次尸检。
这次交涉，按照袁树国的想法，一切都将逐步走向和解。而让他意外的是，在提到经济补偿的时候，还不待他开口，一个家属里的年轻人就抢着说，“我们要50万，让他们三家出。”
七
50万的消息传到西门河，人群密集的河边于是炸开了锅。每个看热闹的人都以为这笔钱即将兑现，传言插着翅膀诱惑着那些对钞票充满幻想的人。
参与搭救李树芬尸体的好心人，开始试探地向家属要5000元。
人们似乎愿意相信，50万，正离李秀华一家越来越近。
袁树国被这种不可理喻的乐观精神抛弃了，李秀华一家很快就不再来找他了。而他心里最清楚，在当地，此类民事赔偿从来都没有过三万的。事情发展至今，他一个和事佬已经无能为力。
于是那两天，另一批热心人开始活跃起来。比如谢新发，他是个开磷矿的老板，据称是李树芬的干爹，但和李秀华一家的关系并不算近，平时鲜有走动。
这一次，在李淑芬死亡当天，他就出钱找来冰棺，收敛了尸体。很少有人知道谢新发的其他背景，2007年他因为带着村民集体冲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全县出名。这次事件成为当年轰动贵州最为著名的群体事件之一。
自此，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这些年瓮安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小河边，在那两天，得以万花筒式的呈现。
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
最为明显的一个标志是，那两天，河边自发出现了募捐箱，往里面投入的票子从百元到毛票。
李秀华就是拿着这些陌生的钱，走向上访之路。按照乡下的说法，这叫本命年里犯斗牛，走的是险招。
八
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新人物登场。他叫刘金学，是县里农机站的站长，一个老党员。
他是县里派来做家属们思想工作的，他和李树芬的母亲沾点亲，平时走动也多。李树芬和她哥在县城租住的就是他的房子。
刘金学是个远近闻名的老好人，总是笑眯眯的对人，没人不给他面子。
在这个县城生活一段时间，要想找到一两个陌生人显然很难。周围乡村的族亲纽带，交接到县城里，就是一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反映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幅既实际又理想的农村图谱。
八竿子打不着，却又熟络得要死，这种现象时常发生。要说朋友，满大街都是血缘;要说仇人，随处都可找到不睦的理由。
而刘金学和李树芬他家正是这种不亲不疏的关系。
李树芬的母亲事实上也巴不得有人来代表政府跟他们谈。打从上回一位族亲冒冒失失地提出了50万的条件，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他们家要发了。这两天河边捐款，有人甚至说，他家已经收了30万。麻烦接踵而至，当地的黑社会也瞅上了他们。
而在当日下午，李秀华的弟弟、教师李秀忠在街上被一帮年轻人给打了。河边的人更愿意把这件事和早上发生的一段插曲联系在一起。25日上午，李秀忠被公安局叫去，鉴于他是李秀华的弟弟，又是知书达礼的教师，公安局希望他“重大局，出面负责做家属的工作”。短暂的接触中，这个读书人和几名干警发生了冲突。公安局无奈派人把这个老师送到教育局去做说服教育。
被打事件就发生在李秀忠从教育局回来的路上，暴徒向教师动手，这件事轰动了县城。
教师李秀忠的被打，把整个事件引向了一个暴力且无法控制的边缘。待在河边的那些人，把愤怒的矛头转向了这些年的社会治安软弱。
九
6月25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尸检一直持续到凌晨，随后，家属们和县政府的代表也再次坐到了一起。家属们要求得知李树芬死亡真相的同时，把经济方面的赔偿降到了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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