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回局里汇报后，下午增派人手再赴王墹。
龙家西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杂物，柴草、空酒瓶、破布片等，用脚拨拨才能看见一块地面；东厢更加黑暗，污浊，杂物充盈，一进门便碰一脸蛛网和尘絮。
搜查时，村治保主任说，龙的家里很臭，村里人都不肯到他家去。刑警队长王扣成则从臭味中分离出另一种臭味——他熟悉的死尸腐味。
细细找寻，王扣成在东厢一个萝卜窖旁边，发现一堆散乱的麦草下有两具相拥在一起的男性裸尸。
警方停止搜查，封锁现场。看守所被要求把龙治民铐起来，并加上脚镣。
两具尸体中，一个是杜长英，但另一个却并不是姜三合，而是一名十六七岁的小伙。
再返王墹展开第三次搜查，警方人员在东边门扇的柴草后，又发现了一个满满的化肥袋子——里面装着一具女尸，死者年约50，也不是姜三合。
三个藏尸坑
龙治民原系商县仁治公社龙砭子大队人，1974年春因修建南秦水库移居杨峪河，矮小猥琐，游手好闲。1977年冬他将一痴呆女子骗至家中关在楼上，奸宿数日，后被村中民兵发现解救。1978年，龙在亲友的撮合下与因患脑膜炎而残疾的闫淑霞结婚。婚后生活更为艰难，欠生产小队口粮款180余元，队里催要，龙不理不睬。又因其时常昼伏夜出，村中人很少与之往来。
三具尸体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全村的老少倾巢而出，前往围观。治保主任和几个民兵维持秩序。民警划出保护圈。
商县主管政法的县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以及商洛地委、行署的有关领导相继赶来现场。
民警带上警犬，再次搜查龙家，没有新的发现。
据村民们讲，龙家门前有过一个萝卜窖，现已填平种上了白菜。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闫淑霞向民警指了萝卜窖所在的位置。这地方离门槛还不到一米。一个民兵挖了几锨以后，挖出一些苞谷叶。薄薄的土层下，是一层苞谷秆。
民警又叫来几个人用锨，先不深挖而向四周开掘，清理出一个长3米、宽2米的场地。
揭开苞谷秆，竟然有八九具尸体，是以码柴禾的码法，头足彼此交错倒置，整齐而紧凑，但从边际可见：下面至少还有一层。
在场者都被这噩梦般的场景吓住了。
现场勘察指挥人员发出指令：暂停勘察，立即上报省厅！
一个排的武警荷枪实弹，封锁了埋尸现场，另有一连在城内随时待命，军分区独立连亦处于戒备状态。地区公安处与现场开通了无线电话。
陕西省公安厅张景贤副厅长和一班刑侦干部次日抵达后，挖掘工作重新开始。
起尸，照相录像，编号登记，解剖……黄昏时，从这埋尸时间最晚的“3号坑”掘出的尸体，升至20具。
到5月31日上午11点，“3号坑”清理完毕，整整33具尸体。
一位参与清理的法医说，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已到了极限。然而，经继续勘探，“2号坑”又被发现了。
“2号坑”在东侧猪圈内，长2米，宽1米，深1.5米，掘出8具尸骸，放置方式与“3号坑”如出一辙，但遇害时间更早。
6月5日，在龙家厕所东墙下50厘米处，又发现一堆已完全骨化的尸骸。经过整理鉴定，计为4具。是为“1号坑”。
人们如潮水一般向王墹村涌来。从5月30日开始，用王墹村一位村民的话说，“就跟赶庙会一样！”一周时间来了不下10万人。
案惊中南海
“案发后，我们全村人都被禁止出门，以排查同案犯。我看到国家领导人陈丕显都来了。”现年58岁的原生产队长鱼学利在接受新快报采访时回忆说。
此“5·28案件”被商洛地委、商洛地区行署急速上报。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案，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强烈震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丕显，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等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省、地、县对这一骇人听闻的特大凶案狠抓不放，查个水落石出。同时要通过此案，深入检查党政工作中的问题和漏洞。
随后，由陈丕显和公安部副部长俞雷率领的中央工作组进驻商县。
一个中央、省、地、县、乡各级领导和各级公安部门参与的侦破组织迅速成立。核心领导小组由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景贤挂帅，下设审讯组、调查走访组、现场勘验组。在地委书记白玉杰的建议下，又成立了群众破案小组。
侦破此案成为商洛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罪犯杀人动机是什么？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被害者都是什么人？这么多人被害为何几无反抗者？有无同案犯？屋内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一个个问题摆在了侦办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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