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知道很多事情我没办法解决，我就拿着玻璃瓶发泄。我不知道前面怎么做，又怕别人欺负我。我没有顾虑，我还能打，其实我心里是怕死。我不斩他，怕他斩我，所以赶快斩他。”有一次他突然把自己解释通了。
餐厅的包间是个密封的空间，窗子也像一堵墙。但他仍然指着窗外，仿佛看得见外面车水马龙，商铺招牌挤挤挨挨。
“这条街有黑社会，他不收保护费，而是保安——我帮你泊车，帮你打点。很多店铺就四五千块地给你咯，变相的保护费。尖沙咀警署对面的山林道全部被人收保护费。警方允许你生存，但不许你搞事，有什么事就交人。还有一点要求，老板要自愿。那肯定‘自愿’啦!”
时代在变，黑社会也在变。以前能打最重要，现在变得不重要。
“现在的黑社会很企业化，他做一间公司，正式的公司，还交税……现在的黑社会很有智慧，但不是很有义气。我们从前很有义气。现在是‘空手道、跆拳道，我就没人道，因为没有钱’。”
“坐馆”大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黑社会的规则也推陈出新，陈慎芝有自己的计较。遇事“不跟小孩子谈，跟大人谈”，40到60岁左右的老大哥才是他的谈判对象：“对手大哥越有名气、年纪越大就越好，不会乱来，因为你有根有家很容易找到。最怕小孩，他们没根没家，烂命一条。”
他也做些纾困的事。如果“小孩子”闹出事，可能会找他帮忙——向法院求情。他的原则是，如果是你做的，你就要认，然后他帮写求情信，这样也节省了办案人员的力气。一开始他去法庭时还被人误解，以为他去教人抵赖。求情信写多了，就有报纸刊登“大哥救大哥”、“过去的大哥救以前的大哥”。
作为过来人，反吸毒一直是他的社会活动内容之一。97回归之前，他去过广州3次，宣讲反吸毒，得到广州市公安局治安处的礼遇。只是有一点麻烦——讲到“信耶稣”，治安处的处长就说，够了够了。他接着说，信耶稣，我才有今天……处长又说，够了够了。他才明白，“不能说教”。
“可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是有信仰，如果没有，我就没有今天。可是耶稣也叫我爱国，爱领导人，所以人家问我8月17日要不要去游行，他说是‘上级’问的，我说我一定会反对(占中——占领中环行动)。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爱中国爱谁啊。”
对于今天的生活，陈慎芝很知足和感恩，最开心的就是走在街上再也不会不敢应答别人叫自己的名字。
“我改过自新这40年，认识了很多朋友。比如全国政协李秀恒博士，很支持我。他是香港经贸商会会长，委任我当副会长，要上报中央的。像这里的老板也很支持我，做什么社会服务都很支持我。一般有钱人很怕我们这种人的嘛，可是他很信任我。所以别人说，哇，这么多有钱人对你这么好。可是我很少找他们。他们找我而已，我不找他们的。”
九龙寨城 Kowloon Walled City
潮州帮找到茅趸华的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们欣赏他的能力，要他来看九龙寨城里的白粉档，然后再逐步从14K转投到他们帮派。
所谓白粉档，就是一个一个的帐篷，不同的帐篷分属于不同的社团。帐篷里售卖白粉，15块钱一包;也可以进入帐篷内吸食、注射，入场费是3毛或7毛。
九龙寨城原南大门上写明其建于“道光二十七年春季吉日”，是1898年九龙割让给英国时，清政府要求保留的中国领土。后经战乱变迁，演变成中、港、英“三不管”地带。住宅密集，人口稠密，生存条件极端低下，黄、赌、毒横行，鱼龙混杂。
那时陈慎芝已经吸毒。李兆基比他早一步，华哥初见其吸毒时大怒，上手就打。高飞委屈地说：“华哥，我们没有明天。”
华哥染毒是因为自认大佬，“只有我玩白小姐(白粉)，没有白小姐玩我”，却一下被玩儿了9年。
他应承潮州帮说自己要考虑考虑，先接过白粉档“睇馆”(看场，巡视)之职，一天收入30块钱。一直“考虑”了一年多，人家问他考虑好了没有，他说，考虑好了，你们还是找别人吧。脚底抹油，遁了。
茅趸华说自己虽然赖皮，但忠诚，既然投了一家帮会，就不会“叛变”。就像今天很多建筑公司找他，他只做其中一家的董事，避免利益冲突。
如今的九龙寨城已是一座开放的公园。陈慎芝踩在塑胶跑道上，说下面不知道“埋”了多少英雄好汉。
穿着暖色衬衫的李兆基指着近贾炳达道的一片空地，说这里曾是“我们的帐篷，华哥是房主。里面乌烟瘴气，一进去几百人在里面吸白粉”。
这片空地上正在搭起戏台，李兆基说，七月是鬼门关开，这里搭台就是要唱神宫戏，超度亡灵。“演的不是给人看，是给鬼看。可那些人也跑来看。”
神宫戏第一幕着实是演给鬼看的。戏台下面会摆上一排排的空椅子，一碗碗盛满的白饭。通常第一幕为“八仙贺寿”。
“以前我们在街上抢钱，抢到钱就跑到这里吃白粉。”李兆基指着一棵大树，说，“那里曾经是个食档，只要你有钱，可以在帐篷里待一个礼拜。没有钱就不要待，赶紧上街去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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